算起来，这都是5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他现在的身份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位退休的政协常委，82岁，鳏居，瘫痪在床，时常在午后向后辈们讲述一些早年间的事情。

    绵延的权位

    安学成看似简单的人生，要真正讲清楚，却异常复杂。期间庞大的血亲家族关系、历代中央王朝的边疆政策、以及彝族社会历史的变化，都浓缩到具体的个人身上，让这段人生精彩纷呈，变幻莫测。

    安学成出生在1926年，彝名叫做沙马呷朵日哈。沙马家在大凉山彝族当中是有名的望族。先祖曾是贵州水西地区的土司，彝姓阿旨，汉姓安，明末清初由于躲避战祸，从贵州迁徙至大凉山地区，并继承了当地沙马家的官职，开始改姓沙马(同时也保留原来的汉姓安)。

    自元代以来，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册封一些当地首领，世代承袭，作为土官管辖地方，形成土司制度。彝族将自己的首领称作“兹莫”，而得到封印的“兹莫”即被认为是土司。

    大凉山地区最早册封的土司是罗罗斯宣慰司，当地人称为利利土司。到了清代中叶，凉山地区已经有着大小100多个土司，其中邛部宣抚司(斯兹土司)、沙马宣抚司(沙马土司)、阿都长官司(阿都土司)、雷波千万贯长官司(阿卓土司)最大，被称为凉山四大土司。

    土司之间有着复杂的亲缘关系，沙马土司和阿都土司也不例外。因此，当阿都土司两次绝嗣，面临没有继承人的危机时，都是沙马家的人，凭借着亲缘关系，上门承袭了阿都土司的家业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，又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大凉山彝族以往的社会结构。除世袭的首领“兹莫”阶层外，彝族社会还分为“诺伙”“曲诺”“阿加”“呷西”几个阶层。“诺伙”是“兹莫”统领的武士和领主，因为“诺”在彝语中有“黑色”的意思，通常也被周边的汉人称作“黑彝”。而“曲诺”则是平民，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，也被称为“白彝”。“阿加”和“呷西”则是通常所说的奴隶阶层。

    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，各个阶层之间是不能随意通婚的。土司们更是将这一禁忌发挥到极致，不但很少与另外阶层通婚，而且为了不使自己的权力因为子嗣众多而遭到分散，甚至并不鼓励过多地生育。彝族谚语说，“黑彝子孙以多为贵，土司子孙以独为贵”，即是指此。这也让不少土司面临绝嗣的尴尬境界。阿都土司就是因为绝嗣，不得不找到与之通婚的沙马土司来继承家业。

    安学成能够以沙马家的后代，承袭了阿都土司的职位，也正是在这样的亲缘背景之下发生的事情。

    坍塌的权威

    阿都土司得到正式册封，还是清朝顺治年间的事情。但是在安学成出生的时候，不但阿都土司已经衰落，就是整个凉山的土司制度都已名存实亡。

    中央王朝早已被推翻，土司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合法保障。但由于四川军阀混战，凉山地区自成了一块封闭的小天地，又因为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和世代传袭下来的权威，土司们还是得以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勉强维持。

    安学成出生时的阿都土司是都定臣。1937年，国民党西昌驻军104师师长李家钰杀掉了都定臣。年仅20岁的都定臣死后，阿都土司管辖的地盘大乱，阿都手下部族为了复仇，一度切断了西昌通往凉山腹地的交通，凉山治安甚至为之瘫痪。都定臣死后，阿都家绝嗣。

    直到1940年，安学成的叔叔——沙马家的安树德，按照彝族的传统承袭了阿都土司之位。

    安学成长到8岁时，父亲就去世了，后来母亲改嫁，安学成被接到了姑姑家。而安学成的姑父就是斯兹土司岭邦正，由于斯兹土司承继了利利土司的家业，岭邦正也是当时凉山最大的土司。

    在岭邦正家，安学成受到了最初的教育。16岁时，他又进入国立越西中心实验学校。60多年前受到的教育内容，安学成现在大都已经忘记了，只记得当时主要是学习军事。而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讲的话，他至今还记得：孙中山赶跑了满清政府，日本帝国主义又来侵犯我们，各民族要一致对外，抵抗日本。

    但在越西仅仅呆了3个学期，安学成又回到了布拖。那时候，叔叔安树德已经承袭了阿都土司之位。安学成回来后，安树德就将阿都副长官司的印信交给了安学成，自己则保留着阿都正长官司的印信。

    但在动荡的局势中，血腥还是难以避免，1945年3月，安树德被手下的黑彝买通人刺杀。关于安树德的死，当地一直有着两种说法：一是说因为土司权威的衰落，加之手下黑彝势力的膨胀，安树德管辖下的一支黑彝贪图土司的领地和财产，于是勾结人将安树德杀死；而另外一种说法是，曾经有谣言说安树德手下的臣子与他的妻子有染，而安学成则当面警告过这个臣子，出于恐惧，臣子找到布拖境内一个大的黑彝家支作后援，将安树德和他的妻子都杀死了。

    安树德死后，阿都土司的境内又是一片混乱。而安树德的两个年幼的儿子也因为生病死去。于是，身揣阿都副长官司印信的安学成就成为当然的继承人。但是安树德的死给安学成造成了很大的震动，他厌倦了部族之间无休止的相互攻伐和仇杀，但却没有能力制止。由于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，他一直住在自己金阳洛觉的家中，迟迟不愿到布拖去承袭阿都土司之位。

    就这样，从1945年到1950年，5年时间里，阿都土司之位都处于空缺状态。
即便是躲在洛觉，安学成的日子也不好过。由于和当地的井子家族结怨，家门被包围得水泄不通，安学成连打水都无法出门。此事被安学成的一个族叔安登银知道，就到井子家进行调解。

    安登银同属沙马家，也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土司。安学成非常尊敬这位叔叔，每当见到安登银，安学成都要行叩拜之礼。安登银也一直非常照顾这位从小就成孤儿的侄子。井子家自然也了解安登银和安学成的关系，当安登银来到井子家门口时，井子家人以为安登银是来寻仇的，于是紧紧的将大门关闭。

    没想到安登银在门外很有礼貌的喊话说，“井子前辈，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，我是来调解的，难道你这个做长辈的还害怕见到晚辈吗？”井子家这才开门迎接安登银。在安登银的调解下，井子家和安学成的矛盾得到缓解。

    这时，安登银又劝说安学成到布拖去承袭阿都土司的位置，但安学成还因为叔叔的死而心有余悸，推说自己的妻子得了重病，无法动身。安登银则以长辈的身份对安学成说，你必须去，妻子死了，由手下的百姓安葬，你呆在洛觉，和井子家关系很难处，不如到布拖去。

    在安登银的劝说下，安学成动身去了布拖，在当地一些头人的拥护下，他承袭了阿都土司。这是1950年初的事情，至此，阿都土司之位已经传承了300年。

    作为阿都土司，安学成管辖着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。在教科书的定义中，土司被看作是奴隶主阶层的代表，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残忍压榨奴隶血汗，把奴隶当作牛马随意杀害的刽子手。

    但在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尔布什哈看来，这种认识却并不准确。事实上，在凉山彝族，残杀奴隶是非常罕见的事情，除非是奴隶犯了十恶不赦的罪条。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也并非外界想象中那样尖锐，奴隶需要替主人劳动，上交租税，但也可以拥有财产，可以购买奴隶替自己干活，甚至奴隶的奴隶也可以购买奴隶。主人遇到与自己长辈同代的奴隶，一样要以长辈的礼节对待。在凉山彝族，只有那些出手大方，办事果断，讲求信用的土司才会得到拥戴。否则，不但手下的黑彝不服，就是奴隶们也可以主动要求将自己卖到别的地方。如果一个土司贪财暴虐，不但会名誉扫地，也很难得到手下人的支持。

    由于岁月久远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安学成当年是怎样一个土司了。但他同族的弟弟安拉提对他评价还是很高。他说安学成到布拖后，最忙的事情就是到各地去调解部族之间的纠纷，经常一件事情还没有处理完，另外又有人来请他去。他就这样在阿都的领地中东奔西跑，很少有闲暇的时刻。他还记得，安学成年轻时威武的样子，个子高大，皮肤白皙，讲究卫生，注重形象，有时骑在马上还不忘掏出镜子整理仪容。

    但无论如何，阿都土司到那时已经是最后的没落时光。安学成回忆说，布拖的官租原为96石，在都龙光的父亲时(即清末)，还能收齐全部，到了都龙光时只有一半。安树德掌位时，可以收到60多石。而到了自己，就只能收到30多石。

    1957年出版的《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的若干情况》中也对这样的描述予以肯定，“解放前，尽管黑彝在表面上相当尊重土司，然而土司的虚架子已越来越不像样，可以说：解放前凉山真正的统治力量是黑彝而非土司。”

    当然，如果就此理解土司此时已经毫无权势，却也与事实不符。尽管权势衰微，但土司依然在凉山地区有着巨大的号召力，因此也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的对象。但由于长期与中央政权打交道而积累下来的经验，大多数土司们都还是认识到，国民党军队的败亡是迟早的问题，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。

    安学成也不例外。当1950年4月，解放军到达布拖时，安学成很快就将政权交了出去。此时，距离他正式继承阿都土司之位仅仅三个月。

    安学成很快被送到西昌参加了民族干部培训班，随后跟随共产党的工作队，协助劝服一些彝族上层。1954年安学成还被选入川康少数民族参观团，第一次走出了大凉山，去参观重庆、上海、杭州、北京等城市。1955年，布拖设县，安学成当选为布拖县第一任县长。1958年，安学成又当选了凉山州政协常委。

    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晓义曾在1950年代末，参加有关凉山彝族社会历史状况的调查。在州政协会议上，王晓义常常能碰到安学成。在王晓义的记忆当中，那时的安学成活泼开朗，非常健谈。有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：因为要拍摄一部反映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状况的纪录影片，需要找一个奴隶主出演抽大烟的镜头，但是经过民主改革之后，没有哪个贵族敢接手。摄制组犯难，找到安学成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，躺在床上就开始表演，还时不时问身边的摄影师，这样表演行不行？

    50多年过去之后，安学成还依然保留有当年的风格，看见有陌生人来访，他会含混不清地说着“好，好……”，并不仔细询问外人从何而来，所为何事？在这个从前的彝族贵族看来，登门者就是客人，就要好好招待。

    但82岁的安学成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，一次醉酒后不慎摔断了双腿，让他瘫痪在床。年事已高带来的记忆力衰退也在困扰着他，对于往事，他只是能够回忆起断断续续的片段，他甚至很少能回忆起自己当土司时的情景。在有限的记忆中，父母的死、叔叔安树德的死，自己年轻时短暂的学校生涯，都是令他难以忘怀的。

    在安学成的床头，放着一把玩具卡宾枪，他解释说是因为枪可以防止妖魔鬼怪的侵扰。“实际上，他是对过去部族之间的仇杀印象深刻，希望有安全感。”他的一位亲属说。安学成喜欢枪，但枪又的确给他带来过很多灾难，他的一只手缺少了拇指，也是因为年轻时擦枪走火造成的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在他的一生当中，苦难原本就比富贵多。1958年12月，仅仅当了9个月政协常委，他就开始遭到批判，随后是取消一切待遇，只发基本生活费，并下放到政协农场劳动。在农场他开荒、种地、放养、拾粪，历代阿都土司从来没有做过的活，安学成都一一学会了。

    文革期间，他还被揪回老家金阳去批斗，但金阳的百姓们似乎并没有红卫兵所想象的那样，对他有刻骨的阶级仇恨。相反，人们分配让他修理石磨，这份相对轻松的活路，也让安学成熬过了最难捱的时刻。

    即便是如今，安学成在故有的领地中依然备受尊重。有一年，当地政府举办火把节，邀请安学成去参加。当那些老人们看到安学成回来时，竞相邀请他到自家去做客，每当安学成走访一户人家，这户人都要杀一头牛来款待他。杀牛，是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。实际上，这个往昔的土司已经老了，只能吃下去一小块牛肉，但对待贵客的礼节，却从来没有因为土司的老去而消失。

    其实，安学成在家中反复给儿辈念叨的事情就是要遵守礼节，他自己也时刻恪守这些准则。无论是亲朋故友，只要到家中，他无不是倾其所有进行招待。

    1979年，安学成恢复了政协常委待遇。每当召开会议，他提到最多的就是治安和医疗问题，而这也是安学成感觉这些年变化最大的地方，他感慨说，“彝族互相不再打冤家了，老百姓生病也懂得打针吃药了。”

    这个过去的阿都土司一点也不留恋过去，“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，看到原来的老百姓都好，他自己也很高兴。”安学成同族的弟弟安格且说。的确，82岁的安学成不再是阿都土司，甚至也不再是政协常委。在家中，在亲朋好友之间，他只是一个慈祥的、时而清醒，时而喜欢醉酒的长辈。无论是土司的荣耀，还是政协常委的地位，对于这个老人都不再重要，正如阿来在《尘埃落定》中写到的：大地的摇晃走到远处去了。大地上飞扬的尘埃也落定了。